在今时今日，如果一个创业者在创业过程中，只把自己的目光放在周边或者限制在一个区域内，缺乏全球眼光，或许已经有点跟不上时代，也难以做成独角兽。

    8月3日，在深圳前海举行的2016年世界青年创业论坛上，零点有数董事长袁岳发表了主题为“跨国青创的合作点”的演讲。在他看来，中国的青年创业，能找到一两个可圈可点的地方已经很不错。“像是神奇百货的王凯欣，把二次元的产品做成百货，虽然做法有问题，但是这个方向上做的探索，我觉得很有价值，而且当她公司出问题的时候，她能够把员工补偿基本做到位，我觉得很不错。对于早期做创投、做天使、种子轮的投资而言，不可能要求项目所有要素都具备，否则不会是天使期、种子期的价钱。”

    袁岳说，很多人认为，青年创业项目就是要做AI（人工智能）、区块链才值得投资，但亲身经历却告诉他，比如在东莞、中山这些地方很多项目，并没有做得太物联网和智能，却能够一个月卖几千万。在袁岳看来，项目不能光追求前沿，甚至到不靠谱的程度，不同的年轻人应该要探索不同的排列组合，找到机会。

    放到全球青年创业的角度来说，袁岳说，美国、以色列、德国等国家的创业者，处于创业的上行部分，做的是国内创业者做不了或者可以模仿的内容，主要突出的是技术化和创意化的方向，到这些上行国家投资和选择的关键是技术含量和创意含量较高的新产品。相比之下，中国的教育和本身的科技模式，对新技术和新创意含量的产品创新没有强有力的支持，中国的强项在于做平台、做模式。

    还有另一类国家，因为发展水平比中国低，统称为下行国家，这当中也分为两个层级。第一个层级是国家人口的规模较大，经济规模持续5-10年增长，有比较好的新市场和较强的购买力。袁岳举例说，印尼在青年创业领域中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口号，叫做“中国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在印尼人看来，印尼跟中国创业大约差5-6年，在这个口号的带领下，他们将中国一些创业项目落地到本土，而且做出来的项目比中国的便宜，天使投资仅需要二三十万就能投进去，而且成长速度还比中国的项目快。还有一类比下行国家更下行的，袁岳说，比如乌兹别克斯坦，做的事情在他们看来，是中国国内过剩产能做的东西，但这些东西也都是当地的年轻人做的。

    事实上，现在很多创业项目，或多或少都跟全球挂钩。袁岳分享了一组数据：过去几年，他们投了将近300个项目，其中4个项目是纯海归团队，现在几乎全军覆没；中间有几个是“海归土鳖 ”的，却做得不错。“中国新一代的年轻人到境外，在没搞清楚国内的情况下出国，没搞清楚国外的情况下回国，根本就不懂世界。中国的市场信息瞬息万变，创业企业变化也非常快，海归团队除了要有非常好的技术外，还需要跟市场间产生非常重要的活动，才真正有机会。”

    袁岳还说，在进入全球实际运行的时代，创业者有非常多的机会，因为有很多资源存在于全球范围内运作和整合的可能性，对于创业者和创业服务者而言，需要联手共同走出去、带进来。“创业就是分分钟出状况，我们既要面对风调雨顺，同时要面对暴风骤雨。”

    在谈到如何“寻找跨国天使投资人”这一话题时，香港天使投资脉络主席谭伟豪以香港的实践经验“现身说法”。他说，虽然过去十年，香港的互联网创业稍微落后一些，但在变化中的全球创业环境当中，受益于中国内地市场的快速发展，香港也开始在寻找自己在这个领域当中的优势。“香港的创业企业都希望能在创业上进行合作，因为香港对国际的感觉比较多，是全世界最自由、最流通的地方，所以大企业在这里都做得很好，但是初创企业要做跨国合作就比较有难度。”

    如何在初创企业阶段就找到全球的感觉？谭伟豪认为，在创业的时候就吸引国际天使投资，不仅吸收他们的钱，还能吸收他们的人脉、经验和思考方法。他说，对香港而言，受限于土地面积，要做很大的创业空间绝对不可能，但可以把国际平台引进香港，香港的初创公司可以利用这些平台，在短时间内把模块做好、拿到融资，之后回到深圳、美国、欧洲等地方落地。另外，他也在探索将香港的初创企业带到其他地方，对接各地的天使投资，帮助他们加速成长。

    在谭伟豪看来，香港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协助内地企业，特别是互联网企业走出去。“香港以后可以跟内地、国外企业接轨。在现在，天使投资很难，因为香港是美元基金，内地是人民币基金，要申请需要通过渠道。未来如果把两地资金渠道打通，争取更灵活的政策，让未来两地的投资者、创业者可以享受未来5~10年的国际化发展。”

    （证券时报网快讯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