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英国《自然》杂志引用的数据显示,从2005年到2015年,中国发表的研究论文数量占全球总量的比例从13%增长到了20%,这个比例在全世界仅次于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引用率较高的论文中,大约每5篇中就有一篇有中国研究者参与；不少中国顶尖的科研院校,已进入各种世界最佳科研机构排名榜单……关于中国科技进步的积极评价,似乎越来越多了,我们应该怎么看待这种变化?

    汪品先:中国科技创新确实有很大进步,但让国际社会“点赞”的主要是“中国速度”。20多年前,美国人还在问“谁来养活中国”,但他们现在惊叹于中国的高效率,认为“集体主义的中国赢了个人主义的美国”,甚至有人建议让中国模式在美国“试运行一天”。

    被“点赞”的还有中国对科技教育的重视程度。中国科技投入的增长举世瞩目,在过去30多年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投入增长了300倍,已成为世界各国科学家议论的热点。几十年前,中国一度是一个“白卷英雄”走红、“拿手术刀不如拿剃头刀”的国家,但现在是在校大学生3700万、在外留学生50万,从政府到民众无不重视教育、尊重科学的科技大国。

    整体说来,我们被国际社会“点赞”最多的是我们的科技投入和发展速度,而不是我们在科研方面的创新能力。但这并不奇怪,因为我们和欧美国家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任何国家都是先有了数量的进步,后来才有质量的飞跃。

    “创新”在中国还只是方向,尚未成为优势。比如,在谈到中国科技进步时,很多人都会把中国SCI(科学引文索引)论文数量居全球第二当作证据。我不反对SCI本身,但问题是有时候我们把它看得太重了,实际上,SCI反映的只是一个期刊的平均影响力,这与其中单篇论文的分量没有必然的相关性。

    我非常反对公式化地用影响因子乘文章数量,更荒唐的是根据这个数值去发奖金。这是在试图量化一些无法量化的东西。做科研需要钱,但钱多并不能保证高质量的研究。如果每个人都忙着找钱、忙着发表论文,大部分人只不过是在重复已经做过的研究,也许他们根本什么都没有做成,但是大量经费就这样花掉了。低质量的绩效评估,也和中国整体较低的科学评价标准有关。总体来说,有独立思维和优异专业能力的科学家数量还很有限。

    记者:不可否认的是,虽然中国每年有大量论文发表,但具有高影响力的论文不多,重大和原始创新成果出现的比例还不够高,离全球科研创新的“风向标”之地还有些距离。出现这种局面,说明了什么问题?

    汪品先:如今的科学研究和经济一样,都已经全球化了。学术界也和世界经济一样,发生了两极分化:许多国家只能输出“原料”,另一些国家对原料进行“深加工”,得出理论认识。后发国家为原料能出口而高兴,科学家也为其数据能为国际所用而庆幸。

    而事实上,大部分论文只是科学史上的过眼烟云,并不会进入人类的知识宝库,而这恰恰就是智力生产与物质生产的重大区别。因此,论文数量并不是科学研究追求的目标,甚至不是衡量科学发展水平的主要标志。论数量,中国论文已经占世界第二,但水平上却离“世界第二”还差得很远。不过,量变可以引起质变,当务之急是要抓住大好时机,促进科学转型。

    科学转型也可以和经济转型进行类比。一些国家如墨西哥、马来西亚等,20世纪70年代就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但直到现在仍然停留在发展中国家的阶段,原因在于低端制造业转型失败,阻止了发展高端制造、走向发达国家的通道。

    科学发展路上也有与“中等收入陷阱”类似的现象。特别像地球科学和宏观生物学这类地域性强的科学,发展中国家的数据和发达国家一样重要,而且有些自然现象比如说季风,主要分布在“第三世界”,因而发展中国家也会拥有独特的“原料”优势。尤其是国土大、人口多的发展中国家,不但可以提供“原料”还可以输出劳务,做“劳动密集型”的分析工作,由此产生的文章数量相当可观。

    这好比经济,低端制造业也可以带来中等收入,但污染、低质、低价等恶性循环伴随而来,不能转型的就会掉入“中等”陷阱。科学发展的道路与此类似,不能转型就会掉入陷阱,只不过这种危险仅仅从SCI数量上是看不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