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勇：我们这儿的孵化器不卖咖啡

陈勇

    “我们这儿的孵化器不卖咖啡。”说这话前，陈勇刚把自己前面的桌子往前挪了两米，和记者的拼在一起，这两个长条凳似的桌子并在一起也不到1米宽。而记者和他的距离也由标准的两米开外的办公室距离缩短为不到1米。

    原来的会议桌是由4个30多厘米宽的长条高凳围成的，中间几平方米完全空着。桌子旁边摆着长条凳，没靠背，坐下去，人要下意识地挺直腰背。在盛景网联人看来，这也是种创新，“创业者不能坐得太舒服”，因为每天的创业都像一种“战斗”。

    在近两个小时的采访中，陈勇一次也没有离开过座位，眼神也很少离开记者。他反应很快、语速也快，问题抛给他，几乎不需思考，就已经开始给出答案。在创业6年后，他仍然保持着当初的热度与执着。不同的是，最初离开体制时，他是自己创新创业，现在他既是一名创新的实践者更是一名研究者，2010年，他加盟盛景团队，成为盛景网联副总裁兼创新研究院院长。

    从体制内走出来的创业者

    5月11日上午，陈勇坐在首届盛景工业创新共同体论坛的台下；台上，他的学员们在讲解自己的企业最近的转型与变革：有人在展示冲压机企业是怎么用互联网信息工具提高效能的；也有从制鞋卖鞋起步的企业家讲解他们的“互联网+”战略；还有电器企业的高管分享如何完成生产链条中数据的采集、分析，并以此优化供应链。

    对陈勇而言，类似的场景并不陌生。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出站后，他曾在北京市东城区任职3年，“干过统计局副局长、产业促进局副局长、金融办主任”。在体制内的这3年，他偶尔也会参加类似的活动。当时，他的角色是来自政府的监管者，做得更多的是“致辞”。而现在，他必须跑前跑后，要研究创新方法论，要为中小企业的创新服务。

    2010年，仕途正顺利的陈勇作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决定——辞职创业。有领导劝他：“你还很年轻，前途还是很好的，而且在政府（工作）也安全。”但在陈勇看来，安全却不安心。他害怕自己接触不到新东西。“我喜欢让新东西逼着自己往前走的感觉，不然我会觉得自己好像out了，因为知识是会过时的。”

    从心底来说，他并不喜欢体制内按部就班的工作。他觉得自己应该像《乔布斯传》所鼓励的那样，挑战自己的极限。

    走出体制后，他加入一个海归创业团队，希望实现建筑节能领域的智能控制。有趣的是，这个团队正是他在政府部门任职时从英国一所大学引进的。

    最初，陈勇他们踌躇满志：“我们有钱有技术，又有市场资源，还有什么不行的呢？”他们最先想到的是公共服务领域。而要进入这个市场，首先要打通的是政府的关节。虽然自己也是政府官员出身，但是后面遇到的一系列中间环节的阻碍还是让他心惊。当时不少部门对建筑节能工作并不重视，加上节能服务的费用较高，属于“可做可不做”的事，有些官员就借机提出了一些额外的要求。

    “小到吃饭需要你去迎合，大到股权能不能给我点，提成比例有没有，这样的情况我们都遇到过。”陈勇记得，这给团队的价值观带来很大冲击。

    不过，这也给这位刚离开体制的创业者上了一课：远离非市场化的市场，不做帮权力寻租的市场。之后，他们把创业的方向转向了商业建筑和工业建筑的节能服务，经过两年多的发展，创业公司逐步走上正轨。

    回忆这段创业过程，他很感激自己的从政经历。“这些背景确实帮了我很多，让我既可以从创业者、企业经营者的角度看问题，也可以从学者的角度、政府的角度、产业的角度去考虑和行动。”

    什么样的孵化器能赚钱

    在离开体制投身创业公司的两年多里，陈勇越发觉得，创业光有技术不行，还需要满足需求。“科技创新如果不能解决用户的问题就很难商业化和市场化，就走不远。”

    但他也发现，很多创业者对这个问题并没有看懂，他们手上往往有好的技术，但对于怎么对接市场和消费者却是一头雾水。就在此时，有人给他提了一个问题：自己做公司，干得再好也只是帮一个企业，有没有想过帮更多企业做创新？

    给他提出这个问题的人是盛景网联集团董事长彭志强，后来成了他的老板。也是在彭志强的支持下，才有了专门给中小企业服务的盛景国际创新孵化器。

    与中关村创业大街上的创业咖啡馆不一样，这里的人们讨论最多的不是互联网创业项目，而是工业、制造业的创新话题。

    在寸土寸金的中关村大街上，咖啡馆里大多人头攒动、演讲活动不断。与之相比，盛景国际创新孵化器显得有点冷清，没有咖啡也没有工位。然而不为人知的是，他们一直在对接国内外创新创业的资源。他们不时会请美国、以色列的创新团队来中国，帮他们对接合作伙伴，进入中国市场。这里没有工位也没有咖啡，但是会提供与资本、人才等近距离的“勾兑”，他们把这叫做轻孵化模式。

    刚开始，这种模式并不为人们所了解。每天都有不少创业者赶过来，谈创业、谈项目。每个人都激情满怀，往往拉着你一谈就是一两个钟头，谈得最多的是O2O项目。孵化器的工作人员无奈，在电梯门口贴了张纸条：“我们专注于工业制造业的创新服务，本孵化器不关注消费类创业项目。”

    陈勇是专门研究创新服务的。在他看来，咖啡馆的孵化器模式本身就是不赚钱的，国内国外都是如此。他算了笔账：房租、咖啡机的投入，再加上人力成本等，稍微像点样儿的咖啡馆都得投入五十万元、一百万元。“而以人流量挣钱，一天能卖多少杯咖啡？”

    中关村创业大街上最早开咖啡馆的老板曾和陈勇开玩笑说，“以后我们咖啡馆也不收费了，就在门口放一个功德箱，谁来谁就捐点钱。这么多年开咖啡馆，赔都赔死了，因为很多人来了也不喝咖啡，看着很热闹，其实不赚钱。”

    陈勇表示，孵化器服务的是初创企业，这些企业没有钱，孵化器唯一获利的途径是股权变现，然而股权变现的周期又很难把握。“所以咖啡馆型的孵化器不赚钱，这件事不用探索了，已经有结论。”

    而国内孵化器大潮涌动中，相当一部分人对此还并不了解，也没有做好充分准备。创业咖啡、孵化器的兴起往往都是“一阵风，一下就开很多家”，有的地方政府也跟进，给补贴，甚至是政府自己建立孵化器。

    “现在这种热潮一定程度上是不理性的，一定要有创投资本的参与才行，不然会误导市场。”在他看来孵化的模式要持续下去无外乎两条路，“要么是把生态系统建完，从孵化到后面的增值服务都有，要么就融入一个生态系统。”

    孵化之后提供增值服务的模式有加速器、联合办公空间等，他们是对孵化出来的企业提供服务。加速器收的是当财务顾问的钱。联合办公空间则是把创新资源联合起来，帮创业者找到人才、技术。

    服务中小企业的工业创新

    除了孵化，陈勇最主要的工作在于对中小企业骨干的培训，讲授他们总结的创新方法论。让创新更好地扎根于中小企业的升级发展，扎根于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举办工业创新共同体论坛的目的也在于此。

    在他看来，一方面是严重的产能过剩，另一方面是消费者的需求快速增加，国内不满足就会跑到国外。节假日国人飞去日本买马桶盖的行为，说明我们的制造业在供给端和需求端之间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错位。

    陈勇觉得，这样的错位需要由实现工业创新的新一代企业家去解决，而这样的企业家往往来自制造业领域的中小企业。 “他们急迫想要实现转型，这些才是工业创新更应该关注和扶持的对象。”

    他认为，中小企业不能只停留在产品同质化、打价格战的阶段。“创新必须学会从用户角度思考问题。这样才能真正意义上满足不同需求，并且以需求为导向进行技术开发。光有技术是不行的，满足需求的技术才有用。所以科技创新，我们认为归根到底是解决用户问题。”“如果不能解决用户问题，创新就很难商业化、市场化，所以就走不远。研发和创新是不一样的，研发更多是大机构、大企业在做。”某种意义上说，研发是科研人员把钱变成知识的过程，而对中小企业来讲，创新是把知识变成钱的过程。“如果不赚钱，创新就很难干，国家再鼓励也没有用。创新从根本上讲，是要让创新者赚到钱，是把知识变成钱。”

    为了了解创新、学习创新，他和所在的团队曾七次到以色列、十次到硅谷考察。在硅谷、以色列和德国这三个点，建立了一个创新检测指标。“我们观察了150多家创新企业，观察他们怎么创新，从这里面去找一些共性的东西。”他发现硅谷和以色列有一种创新的方法叫“精益创新”，核心就是快速试错、快速迭代、大众参与。“这是没有浪费的创新。要点是抓住用户。”他希望中国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学会这种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