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我能得到的就是一台电脑、两张桌子；现在我的店主们却能轻松进入孵化器，得到各方面资源的支持。”创立“叮咕”校园O2O便利店的吴学东忍不住感叹环境的迅速变化。在他看来，孵化器、众创空间在校园的普及正把“双创”的利好加速普及开来。

　　至于他自己，如今在全力争取公司在新三板挂牌上市。“一旦上市，不仅有数百万元的补贴，更能获得高额的税费减免，这是对中小企业真金白银的支持政策。”

　　建有10个“蚯蚓农场”的四川农业大学研究生刘可成也处在脱离初创、迈向上市的中间阶段。“过去，这个阶段是创业者最难熬的。随着‘双创’逐渐推进，各种照顾政策也逐渐落了地。”

　　对他来说，去年最大的利好莫过于“返乡创业”的各项政策在四川的落实。本就经营农业的他可以在普通市县里享受到审批、补贴、税收、贷款等共计8个方面的优惠政策。

　　“这其实是各级组织的观念发生了变化。”在他看来，各方态度的转变让自己的不少业务轻松了很多：过去学校的不少导师害怕学生耽误学业，如今教授和学生共同研究、开发已不鲜见，学校不仅帮助像自己一样的创业者参加各种大赛，还会为创业者对接各种资源。

　　吴学东也对这点感同身受。他发现自己接触的学校，越来越多地意识到“技术仅仅是创业的一半”，开始逐步帮助学生迈出商业的第一步。至于他自己，也被十几所高校聘为“创业导师”。

　　另一点不同在于政府机关态度的转变。刘可成感觉当地的就业局、人社局明显由过去的“完成任务”变成了“主动推动”。

　　“创业对三线以下城市的就业带动越来越明显。尤其是我们这种高附加值的农业项目，不仅有利于经济，更能解决留守人员等社会问题。”刘可成发现，政府机关在过去一年里组织的洽谈会、座谈会越来越多，有时一次“小碰面”就能有“大作用”。他说：“过去去某地建厂，很难有机会结交当地的老企业家，现在有政府搭桥，我们和当地的‘首富’分工合作，一个出钱一个出力，加盟、分股、技术引进……发展的路子越走远宽。”

　　更让他感到“心里有底”的，是利好政策逐渐由面向企业，推广到了关心创业者本身。他介绍，在四川，由省委组织部牵头的“创新型企业家”培训计划里，有近四成的名额都给予了创业者。这不仅帮助企业对接到了更多资源，个人的经营能力、社会地位也得到了提升。

　　“政府越来越关心每一个创业者个体的命运。”这是休学后在南京进行互联网方向创业的阚逸龙的感慨。用他的话说，尽管自己的企业早已融到5000万元资金，但和不少创业者一样，严格遵照投资协议的他必须把钱花在公司建设上，生活仅能靠协议里约定的劳务费勉强维持。南京市政府推出的面向创业者的无息贷款，恰好在某种程度上解决了他的困境。

　　虽然面向创业者的利好政策越来越多，但在阚逸龙看来，依旧存在需要完善的地方。“早期参与创业的大学生能低门槛地入驻创业园，得到各种帮助；参加比赛拿下十万二十万启动资金也不再困难。在新三板上市的企业，往往能得到几百万元的高额补贴，各种红利也随之而来。但事实上，处在这两个阶段之间的企业，才是绝对多数。”他觉得，一方面处在发展期的企业主要要靠自己；但另一方面，政府也还有空间，继续为创业企业提供更多有针对性的帮扶政策。

　　同时他也坦言，不少面向创业者的利好，落实起来依旧需要时间。他以江苏省为例，尽管人社厅下发了“支持符合条件的创业大学生保研”的政策文件，但囿于种种原因，地方的教育部门和学校一直无法执行该政策，这也成了他一直记挂在心里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