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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青年返乡 坚信终究会赚钱

http://www.kab.org.cn 2014-05-08 09:16

来源:中国青年报 王梦影

  肥沃的土壤新翻后松软温热,散发出类似发酵的好闻气味,握一把捻散,这气味会留在手上。黄利峰知道这是土壤里的微生物苏醒了,它们正像刚刚开启的苏打水里的气泡一样活跃起来。个头大又表皮光滑的“好看”土豆不一定好吃。黄利峰种植最多的是表面有淡色斑点的“小白花”土豆。随着季节更替,土壤里深沉呼吸的块茎逐渐饱胀,4个月后,成熟的土豆被黏着泥土挖出,送往离土地几公里外进行窖藏。如果运气好的话,土豆会在下一个周末被装上黄利峰的小面包车,最终在北京紫竹院某户家庭的厨房里获得新生。

  返乡青年黄利峰成长在河北张家口,整个村子都以种植土豆为生。2012年他和妻子李遇夏回到家乡耕耘自家的10亩土地,不久后又承包下60亩土地扩大规模。他结实黝黑,不主动起话头儿,但在提到三样东西时,他就会滔滔不绝:土地、土豆和家庭。

  与此同时,在四川盆地湿润的红紫色土壤上,成都小伙子唐亮正在播下新一季的红薯种子。他介绍自己:根在土地,但在城市接受了高等教育,思维又和传统的农民不一样。没有多少钱,还是来做这个不好赚钱的行当,“我们在回归土地”。

  绿色种植的尴尬

  “种植过程承诺遵守以下几条原则:只使用自家的羊粪做肥料,未使用任何化肥及复合肥,未使用农药及除草剂,未使用人工合成的化学产品用于防病和驱虫,未使用转基因种子及有疑虑的种子……”黄利峰将一份《土豆种植情况说明书》挂在网上,内容详细到种子编号和植株隔离带种植的作物。

  他觉得自己“多少是为了土地回来的”。他见过喷撒太多农药和化肥的农田,掀动起来像在翻石头块,“微生物都死了”。

  返乡的契机是妻子李遇夏怀孕了,夫妻俩商量过,决定回到自己的土地上去抚育这个孩子。两人是同乡,在河北同一所大学里学农业专业,因此结缘。李遇夏活泼爽朗,在微博上管黄利峰叫“男青年”,自称“女青年”。黄利峰则称呼她“大总管”。毕业后黄利峰在北京一家小型生态农场德润屋担任种植和配送工作,每月基本工资2000元上下。尽管世代务农,在北京郊区耕作时,他还是发现每天都有新的东西需要学习,尤其是市场和管理。

  通过ID为“快乐返乡青年”的微博账号,李遇夏每天和北京城里关注孩子食品健康的年轻妈妈、羁旅的香港艺术家、追求生活品质的白领女孩热烈地交流着。

  收获的一部分被通过淘宝销售,剩下输往北京的三分地等其他“新农人”的农场,用于丰富他们面向订户的配送。黄利峰每周驱车100多公里路赶往北京市里的“有机农夫市集”,向“赶集”的白领们贩售新鲜的紫土豆。“流浪”的集市有时会选址在购物中心商业街的空地,市集管理人员撑起咖啡店式的阳伞,为农户遮挡阳光。

  黄利峰的市场在北京。由于用他承诺的方式种植的土豆成本高,定价在每公斤9元左右,远超市场平均水平,在河北,黄利峰很难找到足够多的顾客,人们几乎“完全不理解”。

  无论在与顾客交流时如何习惯地提到“有机种植”,他仍然谨慎地使用“有机”这个概念。严格意义上的“有机食品”是需要获得国家认证的,他没有。他不清楚哪些官方机构能提供有机认证服务,而商业机构办理的要价远超他的承受能力。

  对此他并不介怀。周围的朋友没有做认证的。“做了也没用。”他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现在超市里摆着的产品,标明是‘有机’,但一算价钱就知道肯定有水分。扣掉超市进店和仓储运输费用,剩下的那点儿撑不起有机种植的成本。再说,消费者不信任,有再多的标签也没用。”

  水、土壤、空气,所有这些大自然的力量都会带来污染。这不是他能控制的。他只承诺做到《土豆种植情况说明书》上的要求。“买我的土豆的,都是知道我的。”他笑笑说。

  精耕细作小格局

  土地和家庭是唐亮最大的资本。在属于自己家庭的土地上,他和父母,几位叔伯共同耕作,同样采用绿色种植的理念。

  从东南大学机械工程专业毕业后,这个农民家的娃儿短暂地坐了一阵子办公室。偶尔读到关于社区支持农业“小毛驴”农园的报道以后,他只身来到北京,投奔当时“小毛驴”的骨干石嫣,开始了3年在北京种地的生活。

  “我去北京就是为回家做农业准备的。”他精瘦,略带点书生气。耕种收获忙闲分明,闲的时候他整天整天地发呆,想土地,想自己该怎么做。和黄利峰一样,他并没有可以与“中产阶级下乡”相比肩的资本投入。

  整个村子的年轻人都在奋力涌向城市。在亲朋好友眼中,从城里回来当农民算得上是一种人生倒退:“你儿子是不是犯了什么错误了?”面对这样的关心,父亲一直没有作任何表态,唐亮知道他其实仍在费力地理解自己一系列的决定。直到某一个晚上,粮食酿的酒催化了一夜长谈。父子俩达成了和解。

  唐亮和父亲掏心掏肺的那个晚上,倒出自己琢磨很久的想法:小有小的好处。自己小小的生产团队不走规模化经营道路,专攻精耕细作。和黄利锋一样,他的消费群体在城市里,人们乐意花更高的价钱购买好吃健康的蔬果。这种投入在他能承担的范围内,也最适合由家庭组成的团队。

  “我们算是‘小而美’。”他用了个互联网术语解释说,“不是说不用农药化肥就完全放任不管了,怎么种地的学问更大。”

  农业专家、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朱启臻认为:“社区农业和家庭农场可能是中国农业最优的选择之一。”在他看来,土地和劳动力是农业最占成本的部分,也是返乡青年们的优势。城里人没有这两项。做农业成本太大,发展不起来。大资本农业生产不能标准化、高风险、低效益,并不适应于一般的产业发展模式。家庭作为劳动、生活的最古老单位,没有固定的组织形式,灵活地满足了农业生产的要求。

  “现在农村的年轻人都不愿种地了,其实对他们来说,比起城里,土地还是有无限潜力的。”他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

  为何劝走投资人

  两地的政府都不约而同地青睐面积更大、产量更大的种植者。唐亮和黄利峰没有获得过当地政府一分钱的补贴,也没人告诉他们该找谁、有哪些程序。地里活儿太多,他们也从没指望过这个。

  只有一件让黄利峰感到极度不平的事。返乡第一年,他通过农科所下好订金买土豆种子,去取货时却被告知供不应求,已经被订户买光了,“只能退钱”。这个老实人又懵又怒,争了半天理,还是扯不清楚。农时耽误不得,只有去其他公司花高价买种子赶在节气过去前种下。

  “再也不和他们打交道了。”他皱着眉头说。

  现在最让他担心的并不是没有政府支持,而是市场。仓库里现在还积压着100公斤土豆,不知道怎么解决。一起学农的同学最后留在农业领域的并不多,靠土地创业的只有他自己。市场和管理方面,他只能和妻子不断摸索。

  但是他坚信自己有一天是会赚钱的。用有机方式种植的土豆成本高,价格不受供求影响,不会出现丰年价廉的现象。他琢磨:只要找到更多愿意买土豆的人。

  “有耐力做这一行的,还是看好未来的发展吧。”唐亮哑着嗓子说,他在地里待了一天,傍晚又接待了几位来农场考察的朋友。在成都的生态蔬菜圈子里他已经小有名气,同行之间经常走动。有时候来农场的不仅是客人,还有钱。

  绿色农业、生态农业这两年是个极热的投资概念。每次有投资人来,唐亮都苦口婆心地劝人家:这个周期长、投入高、风险大,真的不值,你别投了。望着被他劝走的人开着跑车离去,他心里也怅怅然:他并不是不需要投资,只是现阶段他不能保证能对人家负责。

  “农业发展和工业、商业的模式都不一样。”朱启臻说,“一样的投入,农业的输出表现在对社会、生态的巨大贡献上,经济利益就不会高,发展周期也相对较长。”

  风里暖意渐盛,儿子越来越壮,黄利锋预估这一年自己的土豆事业能有个漂亮的上扬。只是有一点不完美:因为多年在城里读书和工作,他的农村户口已经彻底转为了城镇户口。严格意义上来说,他已经不是自己家庭土地的主人了。

【责任编辑:赵小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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