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社快速发展的“秘密”

　　人们在热议大学出版社快速发展的同时，不能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是什么原因使中国的大学出版社能够高于其他类出版社的速度发展？这是一种规律还是一种偶然？这里有什么秘密吗？

　　其实，对于大学出版社快速发展的原因，已经有很多人做过探讨。无非以下几点：一曰资源优势。每一个大学出版社一定依托着一所大学，这是它的先天优势，只要利用好这一优势，不愁没有好的选题。一些名牌大学出版社之所以发展得好，它所依托的那所大学帮了很大忙，这就是品牌优势。二曰人才优势。大学出版社背靠大学，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地物色到最优秀的人才。据统计，在全国出版社的人员结构中，大学出版社的学历层次最高。当然，出版社的成功与否不能与高学历划等号。但是，有一个整体上学历层次较高的团队，总是一种人才结构上的优势。三曰区位优势。大学出版社，处于中国教育的最前沿，春江水暖鸭先知，它们是最早感知中国教育的春风、春雨和春潮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出版业的繁荣，是教育造就的。而中国的大学出版社由于与教育的天然联系，使它们有可能把教育的优势转化为出版的优势，把教育的资源转化为出版的资源，把教育的机会转化为出版的机会。这些年师范类出版社发展特别快，足可印证这一观点。

　　但是，如果我们再深入地思考一番，我们就可以发现，以上所谓的三个优势并不是大学出版社所独占的，它们大多是一种公共资源，大学出版社可以用，其他的社也同样可以用。要说大学出版社就是凭藉这三点就可以取得超出一般出版社的发展业绩，其实说服力是不足的。人们还是要追问“为什么”，也就是说，大学出版社究竟有没有发展的“秘密”？我的回答是，如果硬要说“秘密”，确实可以说是有的。我认为有两点值得注意。

　　第一，大学出版社较早地直接面对市场、进入市场，并主动适应市场的需求进行了改革和运作。中国的出版有一个人所共知的现象，即它对教育的依赖。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出版的教育市场，主要依赖的是所谓的“系统”，即计划体制和官方系统。如上所说，由于中国的大学出版社出生比较晚，所以当它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时就痛苦地发现：教育出版的“系统市场”早已经被瓜分一空，它们连残羹剩饭都吃不上。大学出版人领悟到，“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生存的压力迫使它们在系统之外寻找生机，于是它们便不得不走向市场。伴随着出版业市场化程度的加深，较早适应市场的大学出版社呈现出“疯长”之势。所以，我一直认为，中国的大学出版社的成功是被形势逼出来的，也是它们主动适应市场的结果。

　　第二，中国的大学出版之所以可以“疯长”，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它们享受了二十几年的免税待遇。国家为了支持教育产业的发展，多年来一直对校办产业实行免除所得税政策。大学出版社作为一种特殊的教育产业有幸享受了这一政策。

　　综合以上两点，我认为大学出版社快速发展的“秘密”在于，第一是命好，所谓生逢其时；第二是争气，即能够积极进取。

　　“危机时代”的来临

　　但是，大学出版社的命运并不是永远会好下去的，危机时代已经悄然到来。

　　2003年，根据中国经济发展的状况和加入WTO所做的承诺，国家取消了对校办产业的免税政策。大学出版社在进行了一系列苦苦的哀求与毫无意义的挣扎以后，终于接受了一个事实——它们必须交纳33%的企业所得税。

　　这一变革对大学出版社来说几乎是致命的，因为中国的大学出版社，除了极个别学校特别富裕的如北大、清华、复旦、交大外，都承担着向学校上缴利润以补贴学校办学经费严重短缺的责任。据我所知，出版社向学校上缴利润少则20%、30%，最多的要上缴50%以上，如华师大社、上外社等。几乎所有的学校，都把出版社当做“钱袋子”，尽其所能地向出版社索取。事实上有些学校，在做下一年度的预算时就已经把出版社的利润计划在内了，缺了这一块，第二年的预算就会出现问题。

　　这对出版社来说却是一件可怕的事，因为它们还得上交33%的利税。这就是大学出版社面临的一个无法解开的结——“双重纳税”。

　　在如此的经济压力之下，中国的大学出版社之路究竟如何走？如何把发展经济规模与提升学术品位完美地结合起来？是走纯商业出版之路，还是继续走学术出版之路？大学出版社在资金拮据的态势下如何实现体制、机制及产品与技术的转型？这些问题，已经成为中国大学出版人无法回避却又不知何从解脱的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