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后期，先后有超过15000名华工参与修筑连贯加拿大东西海岸的太平洋铁路。虽然中国劳工为建设铁路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在1885年铁路竣工后，在敲入最后一颗道钉的庆功仪式上，却找不到一个华人的身影。不仅如此，加拿大政府还通过《华人入境条例》，从那时起至1923年，华人移民每人入境必须缴纳“人头税”，数目从50加元一直涨到500加元，这相当于当时一个华工两年的薪水。据统计，在1885年到1923年的近40年间，加拿大政府共向8万多名中国移民征收了总计2300多万加元的人头税。在1923年至1947年期间，当时的加拿大政府又通过《排华法案》禁止华人入境。

　　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广大华人社团开始为“人头税”的平反奔走呼号，呼吁加拿大政府承认错误，承认华人对加拿大所做出的贡献。在2006年1月的联邦大选中，“人头税”问题成为争取百万华人选票的重要议题。保守党政府总理哈珀上台后，一直表示将兑现大选承诺，平反“人头税”。2006年6月22日，加拿大总理哈珀在众议院举行庄严仪式，就严重歧视华人的“人头税”政策和《排华法案》，向全加华人正式道歉，并公布对“人头税”受害者进行赔偿的方案。

　　如今，加拿大的“人头税”已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然而在中国，仍然存在一种“人头税”的变种----“社会抚养费”。比较一下“人头税”与“社会抚养费”，就会发现这两者颇有相似之处：其一，这两者都带有歧视性质，“人头税”是针对特定的民族征收的，而“社会抚养费”则是针对特定的婴儿征收的。其二，“人头税”和“社会抚养费”对于被征收者来说都是一笔巨款，“人头税”相当于当时一个华工两年的薪水，而“社会抚养费”则相当于一个居民三年至六年的人均收入，比“人头税”有过之而无不及。

　　世界上很多国家对于生小孩都有补贴，生的小孩越多则补贴越多。例如，新加坡政府从2001年4月起开始实行“婴儿花红计划”。按照这项计划，在一个家庭里出生的第二个孩子将在婴儿出生那年以及接下来的5年内享受政府提供的总值3000新元（约折合15000元人民币）的银行存款。如果第三个孩子出生，那他（她）每年将获得的“花红”是1000新元，总值是6000新元。家长可以利用这笔钱为新生儿添置生活用品、支付孩子在托儿所、幼儿园的教育费等。韩国为了鼓励生育，向多生孩子的父母提供电费打折的优惠措施，对于至少有3个子女的家庭减免一部分电费。日本则推出“大家庭税收优惠措施”， 以减税作为奖励，鼓励国民多生小孩。

　　中国的人口密度远远不及新加坡、韩国和日本，但中国的人口政策却与这些国家相反。本来多生孩子就增加了父母的养育负担，国家不提供社会抚养费倒也罢了，反而向孩子的父母征收巨额费用,无非抢了这刚出生的孩子的抚养费罢了，竟美其名曰“社会抚养费”，如此颠倒黑白的收费，全世界只有中国独此一家！

　　只要稍有常识的人都会知道，在把孩子抚养成人的过程中，家庭的投入是主要的，国家的投入只占很少一部分；然而，当孩子长大成人并参加工作以后，对国家的贡献是远大于国家对这个孩子的投入的。也就是说，从经济的角度来看，父母抚养孩子是亏本生意，而对于国家来说则是赢利的。因此，在社会养老保障体系比较健全的国家，多数人都不愿意多生孩子，而国家则对多生孩子的家庭进行补贴。

　　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们的觉醒，“社会抚养费”这种中国特色的“人头税”，其结果必然与加拿大的“人头税”一样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社会抚养费”的受害者，也将获得国家的赔偿。只有到了这一天，中国才是一个真正的“以人为本”的国家。（何亚福）

中青在线专稿（C-02）